6月11日的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汪洋都分别对食品安全作重要批示，其中提到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建立食品安全质量追溯体系。

　　食品追溯的重要性凸显。事实上，市场上早已有了带有追溯码的食品，号称出了问题能查找到源头。

　　可要吃到真正可溯源的食品并不那么容易。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各地食品溯源体系标准不一，由企业自建的食品溯源平台缺乏监管，变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码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乱象。有的食品张冠李戴，乱贴追溯码；部分原产地品牌的溯源码，变成了企业的牟利工具；消费者能查到的溯源信息也是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公司可以提供追溯码的定制服务，200万个起定制，价格为0.02元～0.08元/个，产地等追溯信息却完全由定制方自行掌握。

　　前不久消费者陈女士把花5000元买来的“进口燕窝”，送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CAIQ）做鉴定。结果显示，这批燕窝与CAIQ溯源标签上所标示的产品不符，并不是“印尼、马来西亚进口燕窝”。

　　陈女士说，她是从“燕格格”燕窝天猫旗舰店以272元/只的价格，买了20只燕窝，蒸煮后发现黏稠度有问题，怀疑有假才送检的。

　　CAIQ溯源码是一串16位的代码，也是进口燕窝入华的“身份证”。2014年，马来西亚农业部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合作，搭建“中国燕窝溯源管理服务平台”及溯源标志，实现燕窝“专厂专号”和“一品一码”。目前，在华注册的8家马来西亚、3家印尼燕窝加工公司，全部申请使用该平台对其产品做统一溯源信息管理。消费者可刮开溯源标签上的涂层，在“中国燕窝溯源管理服务平台”中输入4位验证码，即可查询到该产品是不是为第一次验证，是否为经过注册的加工公司生产的正品。

　　根据浙江检验检疫局、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信息，陈女士购买的这批燕窝存在冒充原包装进口——送检产品外包装盒上贴了小号的溯源标签，但盒内的燕盏没有贴，且换成了企业自己的标签。据调查，“燕格格”经销商把深圳天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口燕窝的溯源码撕下来后，重新贴到其他燕窝产品的外包装上，冒充原包装进口误导消费者。

　　新京报记者查询得知，“燕格格”天猫店背后的公司为杭州尼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投资的金额100万元，主营业务为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数据魔方统计，“燕格格”排名全淘宝燕窝品类的销量第一、占线%以上的市场。

　　“大概有十几位消费者买了重贴标签的燕窝，愿为广大购买的人承担所有的检测费、误工费。”格格旗舰店总经理李潇公开道歉称，重贴燕窝标签不合乎行业规范，相关燕窝产品已在天猫旗舰店下架，并将由杭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处罚。

　　事实上，给进口燕窝换标慢慢的变成了普遍现象。今年3月初，中国燕窝溯源管理服务平台就发出公告，称接到多个消费者电话，反映其购买的燕窝产品上的CAIQ溯源标签有一定的问题，“经核实，该经销商（燕格格）销售的燕窝产品外盒加贴的CAIQ溯源标签信息，与盒内产品不具有一致性，可能属于假冒产品，消费者可向当地工厂、食药、质检等执法部门举报。”

　　在宁夏从事多年枸杞经销的林诚（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中宁枸杞在批发商业市场的价格为40～60元／公斤，筛选后的一等品在当地能卖到60元/斤。受品牌效应和产量影响，当地不少厂商开始用外地枸杞冒充中宁枸杞。

　　“外地枸杞运到中宁后，打上原产地包装和溯源码，价格足足能翻一倍。”林诚说，甘肃、青海枸杞的零售价格最高也就30元/斤左右，经层层包装后，也能卖到中宁枸杞的高价。

　　另一位宁夏某枸杞经销公司负责人赵经理也证实，“现在很多网店、实体店卖的枸杞，外包装、品牌跟中宁原产枸杞相同，其实都是从青海运过来的，药用价值差多了。”

　　从甘肃、青海等地批发外地枸杞后，再打着中宁枸杞的品牌分销全国，已是业内半公开的潜规则。而让外地枸杞变身中宁枸杞卖出高价的“秘密”，就在于中宁商标品牌和食品溯源系统。

　　这套系统在当地是以授权加盟的形式来运行。新京报记者查询得知，中宁县枸杞生产管理站（简称枸杞站）、中宁县枸杞产业管理办公室（简称枸杞办）等机构曾针对“中宁枸杞”的品牌使用做过专门规定。“枸杞站”、“枸杞办”是“中宁枸杞”商标的注册持有人，但可授权给第三方枸杞经销商、生产厂商使用，前提是必须缴纳1%年枸杞经销额的商标使用费。

　　获得授权企业须加入中宁枸杞质量追溯系统，所售商品加贴质量追溯标志。但林诚说，由于农产品的原产地较难界定，在具体的原料使用上，却并没有很严格的监管，“有了品牌和包装，具体装什么原料，就看厂家了。有几家销量较大的授权天猫店，一部分货源用的就是青海枸杞。”

　　公开资料显示，为打击外地枸杞的冒牌和掺假行为，2012年中宁县政府曾出资400余万元，建起了中宁枸杞质量追溯体系，称可以全面准确提供枸杞从种植、加工到流通、消费等环节，实现全程的产品信息可追溯。

　　但在市场销售环节，这些溯源二维码的投放效果并不明显。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一家获得品牌授权的宁夏宁安堡土特产品有限公司，其在天猫开设旗舰店，并在线家经销商，年销售额超过1.2亿元。

　　该公司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出售的产品包装上并没有规定中要求的溯源码，提供了一系列品牌授权文件证明。“能扫描的就是外包装上的二维码，直接跳转到淘宝店铺。”

　　除了上述燕窝、枸杞等名贵、土特产的溯源码乱象重重外，其实，消费者身边常见的瓜果蔬菜溯源也不容乐观。

　　6月17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多家超市选取了12款常见的果蔬、粮油等农产品的可溯源码，逐一扫描后发现，仅有4款产品的溯源码能查询到生产地、农药残留检测报告等信息，其余农产品仅提供了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姐妹厨房牌”的炸鸡翅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有一个实名溯源二维码，扫描后可清晰展示溯源的鲜肉、饲料、工厂、农场的合格认证以及部分照片。食用油中的西王、纳福尔提供的追溯码，扫描能查看名称、规格、制造商、产地等详细信息。

　　新鲜蔬菜类中，北京天安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预包装韭菜，用手机扫描溯源二维码后，可看到其每天抽检不同批次的“农药残留检测报告”。而北京永顺华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益园”精品豌豆米的二维码，扫描后直接跳转到公司微信公众号，并无具体的产地、农残检测等信息，似乎更多是为吸引粉丝。

　　此外，“兴庞龙牌”、“汉良”牌西瓜上，贴有国家I－OID统一标志体系农产品追溯公共服务平台的二维码，扫描后直接跳转到对应公司的官网，能看到企业概述、荣誉、产品介绍等内容，但并不能查询到有关产品的检测信息。

　　由于缺乏统一的平台和标准，溯源体系完全由企业一手定制，真实程度只能依赖于企业自身。

　　苏州金禾通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某和记者说，他们曾为南方多家农产品公司可以提供溯源系统，其中溯源二维码里的生产地、供应商等信息，都是由企业来提前自主录入，“供应商、生产日期、产品图片这一些信息，事先在后台批量录入，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后就能看到定义好的内容。”

　　这种批量生产的二维码标签，通常200万个起定制，价格为0.02元～0.08元/个，追溯信息完全由企业来掌握。“比如要想将大米、蔬菜定义成黑龙江产，可提前在系统中录入原产地信息。唯一成本就是需要人工在后台录入，再将标签手动贴到蔬菜上。”

　　“贴溯源二维码很简单，但溯源难点在于背后体系化的支撑。”为上海市三农项目、光明集团等提供农产品安全溯源追溯平台的上海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副总杨张兵说，目前各地方、各企业之间的食品溯源系统，水平和完善程度差距较大，多数企业采用的仍然是在生产、销售某个环节，给产品贴上事先录入信息的二维码。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溯源体系，农产品溯源是一个从种植、生产、销售等所有的环节，环环相扣、层层追踪的全程产业链追踪，一旦中间某个供应商、销售渠道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就没办法做到溯源和把控。”

　　“要解决食品溯源中的这样一些问题，源头还是企业要有诚信、政府加强监管。”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教授魏益民认为，虽然针对企业贴上正派溯源码仿冒原产地产品的问题，业界已经具备一套成熟的原产地溯源分析技术体系，但终究是得依靠严格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解决经营主体的诚信问题。

　　此前，宁夏枸杞、五常大米等源产地品牌，也频频面临被外地企业“盗版”的难题。对此，魏益民和记者说，国内研究机构也推出了一套“农产品产地指纹分析”技术体系，通过一系列分析大米、枸杞等农产品中所含矿物质指纹、同位素指纹、有机物构成指纹、近红外光谱指纹，再与原产地产品的指纹特征作对比分析，进而判断出农产品是否真正由所标注的源产地生产。

　　但这套保护原产地品牌的技术系统，目前主要使用在在市场抽查、针对性检查等特殊场合。“这些农产品产地溯源技术只是原产地产品保护必备的技术方法，但不可能只从技术的角度就能完全杜绝假冒。更好的方式是，通过原产地产量、出货量等信息进行限量发牌、贴标，并进行交叉比对，并且要加大抽查、监管的力度。”

　　目前大多数企业、地方自建的食品溯源平台，仅仅是作为内部管理工具来使用，并未和相关监管部门打通。“溯源系统不跟监管部门做对接，相关的数据就没办法保证真实性。”杨张兵说，比如目前上海农信的系统，直接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数据平台打通，所有生产、销售数据在所有的环节扫描上传后，无法修改，“只有在连接监管部门后，溯源的数据才有信用，否则很难赢得市场信任。”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局长马爱国在接受新京报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特刊采访时表示，将尽快搭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并制定全国农业产品溯源管理办法和有关技术规范，最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传输、调度、数据处理系统，统一规范追溯参与方的行为。

　　“目前农业部在规模化的农垦产品、生猪耳标等方面做了探索，地方农业部门也对品牌化农产品和规模化的生产基地开展了一些追溯试点。”马爱国曾表示，追溯体系要扩大试点范围，“尽可能将生猪、肉牛、牛奶和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率先纳入追溯范围。”

　　北京新大陆联众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刘宏燕说，此前他们在各地方推进食品安全溯源平台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农业生产者本身。“当地种植、养殖等散户对溯源平台的积极性不高，肉类、蔬果类产品上加溯源码，还要把每个环节纳入溯源，等于增加了他们的生产工序和成本，可在市场上并不能体现出收益。”

　　事实上，食品安全源头的农产品生产者，已成为溯源环节的重中之重。但在国内散户养殖、种植等分散经营模式下，要普及食品安全溯源有不小难度。

　　杨张兵认为，在多家小规模的生产企业、散户中普及食品溯源，成本高。按照目前这种统一收购、经销的生产经营模式，最终的信息只能追溯到中游大型经销商处，没办法实现全程的可管可控。

　　受限于国内农产品种类多、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标准化生产普及率不高等因素影响，农业部将以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做重点，以点带面，实现快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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